白居易傳奇

白居易與東林寺的因緣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其先為山西太原人，後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因上表要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而得罪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

    長慶初任杭州刺史，宣導“新樂府”，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他與元稹在一起共倡“元和體”，因此後世人都“元、白”並稱。寶曆初，任蘇州刺史後官至刑部尚書。

他從小聰穎過人，七個月能識“之無”二字。五、六歲能詩，九歲能辯聲律，十一歲離家遠遊，過著流離顛沛生活。開元十五年，明經及第，他讀書非常刻苦，在他與《元九書》中，自述年輕時代勤奮苦讀的狀況。雲：“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口舌長瘡，手肘成胝”。其刻苦程度，可見一斑。

    白居易一生好佛，所學的極其博廣。他自雲：“棲心釋化，通小中大乘法”。

    唐貞元未，他曾與元稹一起“外服儒風，內崇梵行”經常聽庾七玄師談佛，修持律宗和淨土宗。

    《五燈會元》卷四：記載有他與佛教的關係：“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於京兆善法堂，致四問（是指與洪州禪惟寬禪師的對答）。十五年，牧杭州，詣鳥窠和尚，有問答語句。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群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因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正言。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見法師酬對。後亦鮮有代答者，複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入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讚美佛乘”。這充分說明白居易與佛教之因緣，同時也表現了他探研佛理之深和他的功德教化。

    有一次他去拜訪鳥窠和尚。和尚居杭州秦望山一棵大樹上，山勢險峻。白居易前致之曰：“禪師居其險矣”。師曰：“太守危險更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有之”。師曰：“薪火相變，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不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

    貞元十六、七年之間，白居易進士擢第之後，曾兩度在洛陽小住，認識了東都聖善寺法凝禪師，求得歡、覺、定、慧、明、通、濟、捨等八字心要，並且充分發揮義蘊寫出《八漸偈》。“自淺之深，琳瑯盡至”。法凝禪師可謂白居易的佛學啟蒙導師。

    貞元十九年，白居易從佛光如滿禪師接受齋戒，常出入聖善寺。正如他詩所雲：“每日齋戒斷葷腥，漸覺塵勞染愛輕”。他和如滿禪師住持三十五年的方丈情誼。晚年並於香山共結香火社，自號香山居士。他篤信淨土宗，他曾說“南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

    白居易一生作了很多的詩，是唐朝一位多產作家，因此他自己也認為他“前生應是一詩僧”。但以內容上來說，他的詩作中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談社會政治的諷籲詩，另一類是談人生的“憂生”詩，這些詩都體現了他的佛家世界觀、人生觀與生死觀，對世俗起了一種“教化”作用。從他談禪詩中，完全表達過他的佛家世界觀。

須知諸相皆非相，若往無餘都是餘。

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

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

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

    這是說萬物諸相都非實相。“有餘”者是指感覺和理性所感知的事物之外還有“極隱”的佛家真諦。在認識無餘中卻可以參得有餘。言與忘言也是辯證的統一，在夢中說夢是雙重的虛幻。錯覺中出現的花當然不會結出果來，而在幻覺中把陽焰當作湖水，也不能從中尋覓到魚。總之，靜是禪，動也是禪，任運隨緣才能達到真如。在這種“自然”的世界觀下變形成了白居易戲論人生，達觀生死的人生哲學。

    白居易貶滴江州以後，對佛教的信仰更為真切，經常輕騎簡從，來到東林寺，甚至風雪之夜，都到東林住宿，在他《宿東林》詩中曾寫道：“經窗燈焰短，僧爐火氣深。索落廬山夜，風雪宿東林”。他非常熱愛東林，連新年他都懶得在官衙應酬，來到寂靜的東林寺學禪，在他《正月十五日宿東林學禪，偶懷蘭田楊主薄，因呈智禪師》一詩中，詩人完全透露了他初入佛門的感受，和生活上的變化。詩曰：“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松房是我生禪時。忽看月滿還相憶，始歎春來自不知。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雁門師”。還有《春遊二林寺》一詩，都表達他與佛結緣之情懷。“身閑易淡泊、官散無牽泊，緬懷十八人，古今同此適”。雖然那時他只有43歲，由於仕途坎坷，生活的顛簸使他不得不產生消極循世情懷。他以“依僧欲觀妙”的心情，往來于東西二林，並與湊、滿、郎、晦四大法師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他還佈施資財，續建東林多羅藏之西廊。又為景雲法師作石塔碑銘，為湊公大師作塔偈銘。

    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在《暮歲》一詩中，完全表達了離塵隱居之心態。“名官忘已矣，林泉計如何？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在他這種思想支配下，於是在二林之間香爐峰下，築草堂而居，而且自賦《草堂記》寫道：“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在東林歷史上他吟詠東林最多，詩、文、碑銘，是他江州時詩作中約占三分之一，可見東林對他影響，他對東林感情是多麼深刻。連他後來任忠州刺史時，還念念不忘東林。如《春憶二林寺舊遊，因  朗、滿、晦三上人》。“一別東林三度春，每春常似憶情親。頭陀會裡為逋客，供奉班中作老臣。清淨久辭評香火伴，塵勞難索幻泡身。最慚僧社題撟處，十八人名空一人”。

    長慶二年二月，他被改任杭州刺史，在赴任途中路過江州，還特意來到闊別三年的東林。又《重題》詩：“泉水尚依依，林疏僧亦稀。何年辭水閣，今夜宿雲扉。漫獻長揚賦，虛擲薜荔衣。不能成一事，贏得白頭歸”。

    太和九年，白居易已經63歲，他應東林寺僧之請，將自己一生用心血凝成的詩文共2964篇，匯成60卷，名曰《白氏文集》。其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昔年為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白居易不僅信仰佛教，而且是一個虔誠佛教徒，正如他“閑吟”中所說“自度苦學空門法，竊盡平生種種心”。他與濟上人論佛法時，自稱弟子，他還秉佛教慈悲精神，放生雞、魚、孤雁等生靈，並說：“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

    六十八歲時，他身患風痹之疾，更是以西方極樂淨土為依皈，他將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彩繪西方極樂世界圖及彌勒像、西方三聖像，並虔誠焚香禮拜，回歸眾生離苦得樂。《蓮邦詩選》載有他的《念佛偈》詩：

餘年七十一，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

何以度心眼，一聲阿彌陀。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

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日暮而途遠，吾生已蹉跎。

日夕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多卻即改陀。

達又作應生？不達又如何？普勸法界眾。同念阿彌陀。

在他七十五年歲病篤時還囑家人把他葬在香山寺佛光如滿禪師的墳墓之側。

作者:祥華 -- 宿東林寺